关于历史争议人物余云岫的史料补充——兼述民国和日伪时期“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

李强　日本大阪物疗大学

根据日本和中国发表的文献和出版物，笔者意从建立于民国和日伪时期所谓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史料出发，对历史上因提倡全面废止中医而成为有争议人物的余云岫（1879-1954年）其人其行补充几点史料，以供医史文献学的研究者参考。

上世纪20年代中，日本怀着军事上和文化上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曾与当时国民政府缔结了文化合作协定。1924年，日本文化事业部长出渊胜次和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之间缔结了《汪—出渊协定》。在此协定当中，日方提议成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并标榜和鼓吹日中两国科学研究家应以自由的学风合作进行各个领域的纯粹学术研究。1925年，中国外长沈瑞麟与日本驻中公使芳泽谦吉之间重新签订了《沈—芳泽交换公文》。此时，《汪—山渊协定》仍然有效。

现存资料表明，文化合作协定的建设费用来自1900年大清国因义和团事件给帝国主义列强的赔款（即庚子赔款）。日本模仿美国的做法，在其外务省内部设置了对支（中）文化事业部，专门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建造了位于东京的旧东方文化学院（曾为外务省研修所所在地，现为拓殖大学国际教育会馆），位于京都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及位于上海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旧东方文化学院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设计者为内田祥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设计者为武田五一和东畑谦三。

因1928年发生济南事件，《汪—出渊协定》的文化合作项目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拒绝。1931年4月，日本方面在国民政府拒不参加的情况下，私自在上海吸纳一部分中国的研究者，单方面地成立所谓“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

根据《中医联合图书目录》（北京图书馆、中医研究院合编，1961年）、《上海中医学院图书目录》（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编，1980年）可查，该所于筹备期间出版《汉药写真集成》（日文，二辑，铅印本，1929年）、《食疗本草の考察》（中尾万三著，日文，研究所汇报1卷3号，铅印本，1930年），于成立之后出版了《朝鲜汉药の调查》（中尾万二编，日文，铅印本，1933年）、《汉药石斜の生药学的研究》（木村康一著，日文，铅印本，1936年）等书籍。

此外，该研究所还出版多种日文、英文和中文版的学术杂志，鲁迅先生曾为其中的《自然》杂志题过杂志名。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成立当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年，关闭之年正是日本宣布投降之年，从这一点来看，这个研究所成立之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这个研究所在日军全面占领我华中地区以后即从民间的国际性研究组织升级为日本国立研究机关，足可以看出日军利用其进行文化科学侵略的重要性质。

这个研究所的旧址为现在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当时在大门上挂了两块牌子，一块为“东方文化事业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另一块为“同仁会华中卫生研究所”。表面上东方文化事业部由外务省所管辖，但是最近新发现的资料《1932年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细菌学科报告》表明，“同仁会华中卫生研究所”早于1932年就拿被抓来的中国人做人体试验，将活人编成代号，称为“木头人”，据称这比石井四郎创建731部队时出现的“木头人”之说还要早。由此表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曾秘密地参与了令人发指的活人人体试验。

根据前述的《汪—出渊协定》，日中双方各将派出10名委员，由中方担任委员长，成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运营机构——评议员会（相当于理事会）。其中中方成员的姓名、当时的职务如下：

严智钟：国立北医大教授，北京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细菌学专家

胡敦复：国立东南大学校长

伍连德：中华医学会会长

谢应瑞：上海仁济医院外科医师，中华医学会董事

朱家骅：中山大学教授，哲学博士

章鸿钊：中国科学社副社长，地质学专家

秦汾：教育部参事

郑贞文：化学专家

文元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物理学专家

余岩（云岫）：云岫医院院长，上海医师会长

余云岫就是这10位委员中的第十位，很可惜这一史实在众多的关于余云岫及有关人物的生平记述中却疏落了。余云岫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筹备期间曾是汉药（即中草药）研究项目负责人之一，但在该所正式成立之后有何研究活动，并不可知。余云岫于1926年11月任南京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在同一时期，他身为政府官员，一边积极鼓吹废除中医，一边也作为留日归国人员经常出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