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都文化促进中医药发展

许敬生　河南中医学院

在中华文明史上，中原多处被定为国都。几千年的国都文化在中原地区扎根最深、影响最大，一次次在中原建都后更激发了中原的繁荣发展，形成了中原文化的独特风采。因为国都是每个王朝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中心的标志。

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起，直到北宋末，先后有淮阳、新郑、濮阳、郑州、登封、巩义、禹州、偃师、安阳、洛阳、开封等作为国都，特别是郑州、安阳、洛阳、开封曾多次被定为国都。

且不说伏羲制九针，炎帝神农氏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而创立了中药学；黄帝穷妙血脉，参变阴阳，发明了针灸，雷公请问其道，乃坐明堂以授之；夏禹叙六极（即六种凶恶之事）以辨疾；以及商汤的名相伊尹撰《汤液经》等等优美的传说，直接推动了中医药的发展。而历代入主中原的王朝对医药的重视，则不同程度地促使了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几千年的国都文化，促成了中原中医药文化的发达。以北宋政府为例，作简要说明。

自秦汉以来，经过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宋代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在“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背景下，北宋政府对医药学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医药学发展的正确措施，使宋代的医药文化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1.建立各种国家医疗机构，有太医局、惠民和剂局（制药）和校正医书局（专门整理医书）。

熙宁九年（1076年）在东京开封设立的“熟药所”是我国最早的官办药局。特别是仁宗时设立的校正医书局在整个封建时代是绝无仅有的。在这里集中了一流的学者，掌禹钖、高保衡、林亿和孙兆四人为校正医书官，整理了《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方》、《脉经》、《外台秘要》、《甲乙经》、《诸病源候论》等十多部重要医籍，使其成为指导临床应用的范本。

2.多次修订本草

宋代是修订本草最多的。

早在开宝元年（公元973年），宋太祖赵匡胤命刘翰等人整理，后又命李昉刊定，修成了《开宝重定本草》，收药983种，较前增药100多种。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又命掌禹锡、苏颂等人修成《嘉佑本草》，增药82种。

公元1061年，政府又命各地将所产药物绘图呈上，由苏颂编辑成《图经本草》。

北宋末年，通仕郎艾晟（chenɡ）将唐慎微编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略加修订，改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由国家刊行。在《本草纲目》之前，此书一直奉为范本。

可知北宋政府4次修本草，为历朝之冠。

3.组织编撰多部大型方书

公元978～992年，翰林医官王怀隐（商丘人）奉诏编成《太平圣惠方》。

公元1046年令何希彭将此书缩编成《圣惠选方》60卷，作为教科书。

据载，在编《太平圣惠方》同时，还编有另一部方书《神医普救方》，已佚。

公元1102～1106年，宋徽宗崇宁年间，政府药局编制了《和剂局方》作为制剂规范的手册，南宋时更名为《太平惠民局方》，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政府颁发的成药药典。今天方剂书中讲授的许多方剂都出自此方书。如二陈汤、十全大补汤、牛黄清心丸、四君子汤、至宝丹、八正散、附子理中丸、逍遥散、藿香正气丸、平胃散、人参养荣汤（林黛玉常服）等等。

北宋末年，徽宗赵佶（jī）诏集海内名医编写《圣济总录》，收方2万多首。是当时集大成者。

4.发展针灸并规范针灸穴位

公元1023～1032年，宋仁宗赵祯接受王惟一的建议，命其创铸针灸铜人两尊，并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使针灸穴位得以统一和规范。

另外大力兴办医学教育并实行禁巫兴医。

北宋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