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与《黄帝内经》

对于《黄帝内经》哲学基础的研究，多局限于儒、道两家，其中道家与《黄帝内经》的研究尤为兴盛，但亦常囿于相关字句词语的表层研究。《孙子兵法》作为春秋兵学的代表著作，其与《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相关研究亦常局限于“战略、策略－治则、治法”的范围，这无疑忽略了《孙子兵法》丰富的哲学内涵对《黄帝内经》“医学－哲学”理论模式形成的影响。

先秦哲学思想，从根本上看表现在信仰和理性两个方面。《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文解字》载“祀，祭无已也。”“戎，兵也，从革，从甲。”祭祀作为巫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体现了原始思维中试图与天地沟通并得以认识、掌握自然界规律的信仰因素。而“兵”，这种实实在在的战争，则在实践中萌发、发展了理性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与在具体思维方式下产生的具体思想之间的关系，好比是“渔”与“鱼”的关系，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先秦诸子百家哲学思想中所体现的各自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各自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等等，是我们研究《黄帝内经》天人观哲学基础、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根本所在，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具体思维方式指导下的具体思想与《黄帝内经》中具体章句的研究，往往会舍本逐末，不得要领，不能抓住医学与哲学相关性研究的根本。中医学作为一门医学，理论指导下的由道至技的实用技术理念是其发展的根本所在。在借鉴哲学思维方式以及某些具体思想的基础上屏弃某些形而上的、充满信仰色彩的思想，并结合人体生命阐发人体的生理结构、功能、养生、病理变化、诊断、治疗等方面，是中医学作为侧重于应用技术性自然科学所必需的。作为春秋兵学代表的《孙子兵法》，其暗含的客观、全面、同时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实践理性思维，对诞生于先秦两汉之际的《黄帝内经》的理性思维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思想发展的逻辑看，总结春秋战争经验的《孙子兵法》在前，在春秋战争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再概括发展的《老子》在后更加合理。李泽厚亦讲“《老子》是由兵家的现实经验加上历史的观察、领悟概括而为政治－哲学理论的”，从一定角度表明了《孙子兵法》对整个中国思想史的重要意义。

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实至宋代援道、释入儒形成理学之后，对中医学影响最为深远，故儒医并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老子》中“道”的内涵不一，虽然亦有具体的对实践行为的指导，但总体上偏重于形而上的表述，《黄帝内经》中好多篇章虽与《老子》多有互参，亦多是养生之谈，很难落实到临床实践的实践技术层面。而且《老子》对《孙子兵法》的哲学抽象，使《老子》本身忽略了对个别性、具体性信息的搜集与研究，亦是《老子》思想难以影响《黄帝内经》中疾病诊治相关理论建构的原因；汉代，阴阳五行理论作为一种思维工具虽然渗透到包括中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之中，但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功利之用，其在《黄帝内经》中的应用，实际上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实践理性思维的具体化、工具化、模式化、程序化、形象化。因此，追溯《孙子兵法》中的内容，其朴实的辩证法思想、对立统一的矛盾观、比较分析法、逻辑推理方法等理性思维方式，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黄帝内经》作者们实践理性思维特质的构建，这些内容也是我们研究《孙子兵法》与《黄帝内经》关系的基础。

首先，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在《黄帝内经》有明显的体现。如在阴阳学说中，既强调阴阳的对立制约，又强调阴阳的动态平衡；在五行学说中，“亢则害，承乃治”，五行之间既存在循环递相的相生关系，又存在隔相的克制，保持动态平衡。以往我们多从儒家中庸合和思想、阴阳家阴阳五行思想来研究《黄帝内经》中的矛盾观，忽略了《孙子兵法》中丰富的对立统一矛盾观内容。《孙子兵法》中对矛盾的表述，虽未曾提出诸如“两端”、“阴阳”等偏于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但作为一本军事著作，从实践经验的角度出发，对战争中的众寡、强弱、勇怯、胜负、远近、全破、生死、迂直、高下、险易、远近、广狭、久速、寒暑、奇正、虚实、动静、攻守、进退等作了详细而精彩的论述。形而上与形而下本无所谓高低之分，从一定角度上讲，相对的形而下更具有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就如《庄子·养生篇》中亦是从庖丁解牛的故事论述了由技至道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技术哲学理念的体现。《黄帝内经》作为记载医人之术的医籍，不论是从医学的根本实用技术目的来看，或是从人体与疾病正邪斗争的研究层面来看，更加则重于实践的、对矛盾双方全面论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孙子兵法》中的矛盾分析方法，是《黄帝内经》中“技术”层面矛盾分析法如“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等的重要来源。而且，《孙子兵法》否定了巫术的思维方式，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又能通过对局部的、细微信息的收集来判断敌情，如“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城上有乌，齐师其遁”，《黄帝内经》中察色、视形、按脉等见微知著由局部认识全体的诊断方法实际上便是《孙子兵法》理性思维借助于五行这个思维工具的具体运用。

其次，《孙子兵法》中建立在对立统一矛盾观基础的比较分析法，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法。《计篇》讲“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在全面分析敌我双方在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规五方面的情况后推断胜负，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医学在疾病的发生、诊断、演变、转归等方面思维方式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如果说《黄帝内经》对于人体生理整体观的构建主要是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那么落实到技术层面的诊断、治疗，除了阴阳五行这种思维工具，《孙子兵法》中全面的、比较的分析法是其理性思维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