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石山弃儒从医考

汪石山早年学习儒学，为生员，精《春秋左传》。其父汪渭、族人汪宇皆习儒，而其父以医为终身之业，当邑名医。考石山弃儒从医有以下两个原因：

1.据石山传，石山当时已为庠生。凡通过县邑考试者名为庠生或诸生，通称生员。由于屡试不利，在他父亲的开导下乃放弃儒学从事医学事业。《汪石山传略》说：“早岁习《春秋》经，补邑庠弟子员，屡试不利”。其父汪渭(字以望)开导他说：“昔范文正公尝自祷曰：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意谓仕而不至于相，则其泽之所及，顾不若医之博耳。盖翁尝以医活人，至数千指，故以此喻。居士悟，即弃去科举浮文，肆力医家诸书，参以《周易》及先儒《性理奥论》而融会于一，皆余医所未闻也”。

2.石山享年七十有七。《石山医案》程曾序云：“其从事于医殆四十余载”，以从事医事四十七年论之，则30岁前皆致力于儒学。在有明一代，凡为生员者，其家可以免除赋税、免除劳役。顾炎武在《顾亭林文集·生员论》一文中说：“今天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生员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府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厚利所在，民之所趋。一般之家，皆力主弟子从事于生员考试，进而从事更高级的考试，成为官府一员。石山在30岁以前，走的也是这条道路。当时生员在社会上的声誉颇为不佳，他们中的有些人互相勾结攀附，制造事端。顾炎武《顾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云：“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从石山称自己为“石山居士”观之，石山对当时生员之不良行为是有所认识的。“居士”的含义是在家中清廉自守不涉官门胥吏的意思。他在“自赞像”中称自己“不求闻达，甘守穷庐，宁为礼屈，不为势拘”，比较明确地反映了他的不附权贵、不与当时生员交往的明确态度。就是在医疗实践中，如果权门势要不以礼貌的态度求治，他决不应诊。《汪石山居士传略》说：“若王公贵人，稍不为礼，不应也，其自重又如此”。

石山从医以后，意志十分坚定。这与他的疗效卓著受到患者赞誉以及他父亲的支持夸奖有密切关系。《石山居士传略》说：“其母孺人病头痛，呕吐十余年，居士起之如故。以望公晚年三染疾，亦三起之。公曰：医力如此，牲鼎何足羡哉!于是益加研究，诊治病者，百试百中，捷如桴鼓，声明益彰”。

汪石山四十余年的医疗实践和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给后人留下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从文化史角度上讲，他的著作闪耀着熠熠光辉。明末清初顾炎武、清代乾隆年间的全祖望等汉学大师非常瞧不起明代中期以后的学术界，认为这个时期的学术界学风非常坏，他们自己不研究学问，还要冒充有学问的人，于是非抄袭即偷窃，非程朱语录不读，束书不观，终日从事于游谈。这种评语评论儒学界可以认为是恰当的，但是评论中医的学术成就完全不对了。以与石山大致同时的中医界的人来说，就有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徐春甫(公元1520～1596年)陈嘉谟(公元1486～1570年)、李镰(公元1488～1566年)、李中梓(公元1588～1655年)、张介宾(公元1563～1640年)等，他们不谈心性，言必有据，无论是研究药物，还是医疗，以及进行中医文献的研究整理，都是扎扎实实，摒弃空谈，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符合从事科学研究经常使用的归纳的方法。其中，石山是比较突出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