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坐在大门上，然后又爬树
皮皮、汤米和安妮卡坐在威勒库拉庄外面。皮皮坐在院子门这边柱子上，安妮卡坐在院子门那边柱子上，汤米坐在院子门上。这是八月底一个温暖的美好日子。院子门旁边那棵梨树把它那些树枝远远伸出去，低低垂下来，孩子们不花什么力气，坐在那里伸手就能采到最熟的金黄色八月梨。他们又啜又啃，把梨的子儿吐到街上。
威勒库拉庄正在小镇和乡下交界的地方，马路也正好在这里变成乡村大道。镇上的人喜欢到威勒库拉庄过去一点的地方散步。因为那里的景色最美了。
三个孩子正坐在那里吃梨，一个小姑娘沿着从镇上来的路走过。她看见他们就停下来问：
“你们知道我的爸爸打这儿走过吗？”
“不知道，”皮皮说，“他什么样子，长着蓝色的眼睛吗？”
“不错。”小姑娘说。
“戴黑帽子穿黑鞋吗？”
“不错，一点不错。”小姑娘赶紧说。
“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一个没见到。”皮皮斩钉截铁地说。
小姑娘很失望，一声不响地走了。
“喂喂喂，”皮皮在她后面叫，“他是个秃顶吗？”
“不是，他头一点也不秃。”那小姑娘生气地说。
“他倒运气。”皮皮说着吐了一颗梨子儿。
那小姑娘急急忙忙往前走，皮皮又叫：
“他有一对超级大耳朵吗，一直搭拉到肩膀上的？”
“没有，”那小姑娘说，接着吃惊地转过身来，“你是说你见一个人走过，摆动着他那么大的一对耳朵？”
“我没见有人走过摆动着他的耳朵，”皮皮说，”我只知道人人走路都摆动腿。”
“嗨，你真傻，我是说你是不是见有人走过，长着那么大的一对耳朵。”
“没有，”皮皮说，“没有人会长那么大的一对耳朵。哈，那太荒唐了。像个什么样子呢？是人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耳朵。”
“至少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她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在中国就不同，有一个。有一回我在上海见过一个人，耳朵大得可以当雨披用。下雨他就钻到耳朵底下，又暖和又舒服。啊，这真是个快活好时光！我当然说的是那个人。要是天气太坏他还请朋友和认识的人到他的耳朵下面来搭起帐篷。外面劈劈啪啪下瓢泼大雨，他们安坐在帐篷里唱他们伤心的歌。因为他有这么一对耳朵，大家都喜欢他。他的名字叫海上。你真该看看海上早晨跑去上班的样子，他晚上不肯睡，所以早晨总是到打钟上班才赶到。他跑着的时候，后面张开两只耳朵，就像两张黄色的大船帆，你真想不出有多好看。”
那小姑娘早就停下来站在那里听皮皮讲话，这时听得嘴都张大了。汤米和安妮卡连梨都忘了吃。他们只顾着听她讲。
“他孩子多得数也数不过来，最小一个的名字叫彼得……”皮皮说。
“不对，中国小朋友的名字不叫彼得。”汤米插进一句。
“他太太也这么跟他说。‘中国小朋友的名字不叫彼得，’她跟他说了。可海上这个人的脾气天下第一倔，他说这孩子要嘛取名叫彼得，要嘛连名字都不要。说着他坐在墙角里，把耳朵拉过来蒙住脸发脾气。他太太当然只好算了，因此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彼得。”
“噢，真的吗？”安妮卡说。
“这是全上海最可怕的孩子，”皮皮说下去，“他吃东西那么麻烦，他妈妈头都疼了。你大概知道吧，中国人吃燕窝？他妈妈就坐在那里，捧着一盘燕窝喂他吃。‘来吧，小彼得，’她说，‘咱们为了爸爸吃一大口，’可彼得只是闭紧嘴唇摇头。最后海上气得说了，他要不为爸爸吃掉这燕窝，就再不弄东西给他吃。海上说到就一一定要做到。因此这个燕窝从五月吃到十一月，每顿饭打厨房里拿出来，又拿回厨房去。七月十四那天，妈妈问是不是可以给波得吃个肉馅饼，海上说不可以。”
“胡说八道。”路上的小姑娘说。
“对，海上就是这么说的，”皮皮说下去，“‘胡说八道！’他说。‘只要不作对，这小鬼就不会吃不下这个燕窝。’可彼得就是闭紧嘴唇，从五月闭到十月。”
“他不吃东西怎么能活这么久呢？”汤米很惊讶。
“你的样子多怪呀，”皮皮说，”到底为什么呢？你不会以为我坐在这里吹牛吧？到底怎么回事？是这么想你就说吧。”皮皮卷起袖子吓唬她说。
“不不不，一点也不，”那小姑娘慌忙说，“我不说你吹牛，绝对不说，不过……”
“不不不，一点也不，”皮皮说，“我正是在吹牛。我吹牛直吹到舌头发黑，你不知道吗？你真相信一个孩子不吃东西能从五月活到十月吗？当然我很清楚，三四个月不吃东西没问题，不过这是从五月到十月啊！这是胡说八道！你完全应该懂得这是吹牛。你不该让人逼着你相信他们胡说八道。”
于是小姑娘头也不回地走了。
“人的头脑竟会这么简单，”皮皮对汤米和安妮卡说，“从五月到十月，真是太荒唐了！”
接着她又在那小姑娘后面大叫：
“我们没见过你的爸爸！今天我们一整天没见过一个秃顶。可昨天有17个走过。手拉着手！”
皮皮的果园实在可爱。说实在的，它保养得太糟了，可是有一大片从来不割的可爱青草，有很老的玫瑰树，开满白的、黄的和淡红的玫瑰花。这些玫瑰花的品种也许不怎么好，可是香气扑鼻。这里还有不少果树，最好的是一些很老很老的橡树和榆树，爬起来简直没说的。
汤米和安妮卡的果园里可惜就少可以爬的树。他们的妈妈老怕他们爬树会掉下来跌伤。因此他们从小到大没怎么爬过树。这时候皮皮说：
“爬上那边一棵橡树怎么样？”
汤米听见这主意高兴极了，马上从院子大门上跳下来。安妮卡有点犹豫，可看见树干上有大树瘤可以停脚，她也觉得不妨爬爬，一定很好玩。
离地几米橡树就分成两叉，交叉的地方像个小房间。三个孩子马上在那里坐下了。橡树在他们头顶上张开浓密的树叶，像一个绿色的大天花板。
“咱们可以在这儿喝咖啡”皮皮说。“我这就进屋去烧。”
汤米和安妮卡拍手叫好。
皮皮很快就烧好咖啡。小面包她头一天就烤好了。她站在橡树底下，动手把杯子扔上去，汤米和安妮卡赶紧接。可杯子一再让橡树接了过去，两个杯子打破了。可皮皮又跑回家拿来新的。接着轮到扔小面包，小面包在空中飞了半天。至少它们一个也没打破。最后皮皮用头顶着咖啡壶上树，口袋里放着一瓶牛奶，还有一小盒糖。
汤米和安妮卡觉得从来没喝过味道这么好的咖啡。他们不让每天喝咖啡，只有人家请才喝。现在总算有人请他们喝咖啡了。安妮卡洒了点咖啡在大腿上，先是湿而暖，接着是湿而凉，可她说完全没关系。
等咖啡喝完点心吃好，皮皮把杯子扔到下面草地上。
“我要看看现在的瓷嚣质量好不好，”她说。一个杯子和所有三个碟子都经受住了考验。咖啡壶也只摔坏了壶嘴。
皮皮一下子又决定再爬上去一点儿。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她叫道，“树窟窿！”
树干上有个很深的窟窿，让树叶遮住了，孩子们原先没看见。
“噢，我也可以爬上去看看吗？”汤米说。可是没听到回音。“皮皮，你在哪儿？”他不放心地叫起来。
接着他们听到皮皮的声音，可不在他们上面，却在底下，远远的。它听着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
“我在树里面。这个树窟窿一直通到地面。我打这儿一条小树缝看得见外面草地上的咖啡壶。”
“噢，那你怎么上来呢？”安妮卡大叫。
“我上不来了，”皮皮说，“我只好在这里站到老。你们得把吃的打那窟窿扔下来给我。一天五六次。”
安妮卡一听，哭起来了。
“着急什么，干吗难过？”皮皮说，“你们两个不如也下来吧。咱们可以玩坐地牢。”
“怎么也不干！”安妮卡说。为了稳妥点，她干脆爬到树脚下。
“安妮卡，我打树缝里看到你了，”皮皮在村里大叫，“留神别踩到咖啡壶！这是一把很好的卫生旧咖啡壶。少了咖啡壶嘴可不怪它。”
安妮卡走到树旁边，透过一道小缝缝看到了皮皮的食指指尖。她于是放心得多，可还是着急。
“皮皮，你真不能上去吗？”她问道。
皮皮的手指头不见了，一转眼她的脸已经在上面树窟窿里伸出来。
“我真想出来也就能出来。”她抓住树窟窿上面的树叶说。
“上来那么容易？”汤米说，他还在树上。“那我也想下去坐一会儿地牢。”
“不过我想，”皮皮说，“首先咱们还是去拿把梯子来。”
她爬出树窟窿，很快地滑到地面上。接着她跑去拿来一把梯子，带着它使劲爬上树，再把它放到树窟窿里。
汤米乐得发疯，简直急不可待地要下去。树窟窿很简，爬到那里十分费劲，可是汤米很勇敢。他也不怕爬到那个黑树窟窿里。安妮卡看着他钻进树窟窿不见了。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看见他。她打缝缝拼命往里看。
“安妮卡，”她听见汤米说话，你怎么也想不出在这里有多好。你一定也得进来。有了梯子就一点儿也不危险了。下来一次，你就什么也不再想要。”
“真的吗？”安妮卡问。
“百分之一百不假。”汤米说。
于是安妮卡哆嗦着两腿重新爬上树，最后一段路不好爬，皮皮帮着她。她一看见树窟窿里那么黑，就缩了回去。可是皮皮抓住她的手鼓励她。
“安妮卡，不要怕，”她听见汤米在树窟窿里说，“我看见你的腿了，你要是摔下来，我一定能接住你。”
安妮卡没摔下去，安全地下到底，来到汤米身边。皮皮转眼也下来了。
“不是妙极了吗？”汤米说。
安妮卡只好承认是妙极了。里面根本不像她原先想的那么黑，因为那道缝缝里漏进光来。安妮卡靠到缝缝那儿，看是不是真能看到外面草地上的咖啡壶。
“咱们以后要躲就躲到这儿来，”汤米说，“没人会想到咱们在这树里面。他们要是到这儿周围找，咱们可以从缝缝里看到他们。于是咱们就笑。”
“咱们可以从缝缝里用小棍子捅他们，”皮皮说，“这一来他们就会以为有鬼了。”
孩子们想到这里，高兴得三个人抱成一团。这时候他们听见当当响，汤米和安妮卡家打钟叫他们去吃晚饭了。
“多讨厌，”汤米说，“我们得回家了。不过我们明天一放学就回到这儿来。”
“来吧。”皮皮说。
于是他们爬上梯子，皮皮第一，安妮卡第二，汤米在最后。接着他们爬下树，皮皮第一，安妮卡第二，汤米在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