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时代的婚礼
在深圳某中日合资公司的女工宿舍，我的堂妹默默打理着自己的行装。她的旁边，是她只认识了一个月的四川男友。
在她面前摊开的行李箱里，依次整齐摆放着她的一些衣物，还有证件、一面小圆镜、化妆品、几本简易相册。衣物依然可穿，身份证当然还有用处，但那些诸如暂住证、员工证、剩下的饭菜票肯定已成无用之物，堂妹依然带着它们，不过是为自己的青春岁月留下些许证据而已。映照在那面普通的有些斑驳的小圆镜里的，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青葱、羞涩、双目清澈的小女孩了，她花了淡妆的脸上已有了些许细密的不易察觉的皱纹。那几本简易相册里，更是清晰地记录下她漂泊不定的往昔。其中有在深圳的世界之窗、她过去向人介绍称之为“我们厂”的那家中日合资公司的大门前的留影，还有她被公司派到日本工作一年的工作、生活照。那是她最珍贵的记忆，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奇迹，够得上她一辈子珍藏。在那里，她说着一口因为得益于公司良好的语言环境学来的流利的日语，与来自日本的同事亲密无间，没有人知道她是一个初中才毕业的中国乡村女孩。她还与一个日本小伙子恋爱，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差一点成了一桩跨国婚姻的主角，后来因父母极力反对而作罢。现在那几本简易相册里，表面不经意地藏着她与那异国他乡的年轻小伙的合影也未可知。但是所有影像里的一切，都已经成为她无可挽回的过去，就像其中的几张，表面的色彩已经变黄，随着时间的逐渐流逝，色彩将更加失真，相片中的人物和景色会变得模糊不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她提起行装，在四川男友的陪伴下，向火车站走去——她携带着她的复杂难言的过去，要走向新的、不被她把握的、多少让她忧心忡忡的未来。深圳，即将成为她模糊的远景，恍惚的梦境。几天前，她已向公司辞职，决定把自己嫁给身边的四川小伙。而事实上，她对身边这个一个多月前经别人介绍的、身材瘦高的四川男人所知不多，据他说他高中文化，家乡在离重庆大概四百里的一个小镇，家境称得上还不错……就像她虽然在深圳呆上了十多年，可她对它依然陌生那样。虽然他离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形象相差甚远，可她已经年近三十，深圳这座花团锦簇的城市，已经耗尽了她最好的青春年华，粉碎了她全部的梦想。她没有像许多励志电视剧演绎的那样，得遇贵人相助，成为深圳或其他城市街头闹市的某家美容院、花店、服装店或者其他什么公司的女老板，或者早早遇上如意郎君，一起白手起家，最终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打工妹中的一个。她要过上正常的生活，就必须结婚，生子，成为别人的妻子和母亲。，当有一天有人把现在的男友介绍给她，她还是被四川这个词吓了一跳，对她来说，那是一个多么遥远、几乎难以企及的地方。可是她的年龄已经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了，何况，那个瘦高的男孩子看起来还文质彬彬，脾气不错，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定下了关系，决定离开深圳这座本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回到那个她根本没有到过的四川小镇结婚，生活。而对她来说，这场婚姻无异于一场赌博。想起这些，堂妹不免伤感，随着火车的哐当一声启动，她的心还是免不了猛然一沉。而她身边的那个瘦高的脸色多少有些苍白的男孩，与其说是她将要委身的夫君，不如说是命运派来押解她的差官。
——经过十多年的打工生活后，那个坐在从深圳开往四川的某列火车靠窗玻璃的位置上的年轻女子，她的内心不乏少女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可同时亦怀着孀妇的凛然和老妇的苍凉。
我的农民堂叔有一天梦见一个黑色的燕子突然变得硕大无朋，对他再三眷顾，然后飞起不见。当他回首，屋檐下已是燕去巢空。他醒来觉得纳闷，随口向堂婶说起，不料堂婶竟和他做了一个一样的梦。一而当日他家门前的大树上，一只乌鸦叫了三声，一只喜鹊也叫了三声。他们不知是吉是凶。接着他们接到了堂妹从四川打来的电话。堂妹说起在四川的种种细节，那里的风俗如何如何，气候如何如何；饮食习惯如何如何，未婚夫家的状况如何如何……她的感觉还不算糟糕，当然许多方面还有待适应，但请父母勿以为念。堂妹在电话里宣布了她的一个重大决定：他们已定于一个星期后举办婚礼，请父母一定亲临参加，由于路途遥远，婚期迫近，不能回来亲自接父母前往，请父母多担待。在电话里，堂妹不免哭了几声。电话毕。
堂叔堂婶开始筹划着去四川。他们先买了带给堂妹的东西，那是一种叫南酸枣糕的家乡特产，是堂妹的最爱，堂妹每年春节回家后返回深圳，都要带上一两袋，但此次，他们一次买了十袋，堂妹此去，不知何时可以回乡，总得多备些才好。他们还给自己各买了一件羽绒服，以免面见亲家自己太寒酸丢了女儿脸面，也为漫长的、冷暖难料的旅途保暖之用。堂叔买的是外套，花去一百，堂婶买的是夹衫，花了五十。他们要在省城工作的堂侄（也就是我）给他们买两张机票，原因是他们平常的生活半径最多不超过百里，而此次路途遥遥，堂婶晕车厉害，恐难以坚持，乘机往返，是唯一的选择，即使花费巨大，但为参加女儿的婚礼，也只好在所不惜。
他们不日来到了省城。从火车站到我的住处正常情况下只要半小时，他们足足走了一个半钟头。我的住址，堂叔知道，几个月前他还来过一次，但这次他还是走错了，其间转了好几趟车，对他们来说，城市就像一座迷宫，对其中方向，他们难以辨别。当我见到他们，他们虽然显得十分欣喜，但脸上的慌乱还没来得及退去。当他们在我家坐定，他们顿时变得伤感。堂叔不善言谈，而堂婶原本是个快言快语之人，这时也多少有些闪烁其词。他们说起对此次旅途的担心：飞机将在今晚凌晨降落在重庆，而堂妹所在的四川小镇，离重庆还有五百里。这对很少出远门的他们来说，要顺利到达终点，无疑是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他们说起过去自己对堂妹婚事的预想：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只要离家不是太远，行车方便，就可以经常走动，互相照应，他们可以含饴弄孙，一家老小其乐融融。早年堂妹与日本小伙子恋爱，他们极力反对，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而现在堂妹还是远嫁他乡，远超出他们的预想。堂妹已是大龄，还能有什么回旋的余地？这是堂妹的命，没法子的事情。然后他们开始担心堂妹。堂妹孤身一人在异乡，无亲无朋，一旦有啥不周全的地方，做父母的不在身边，如何是好？吉凶好歹，风霜雪雨，只能是她一个人抵挡了！……说到后来，他们不禁嘘唏叹息。开始我在旁边劝说，最后也和他们一起保持沉默，气氛未免有些沉闷。
晚饭后，为防他们不擅办理登机手续，我送堂叔堂婶到了机场。我领着他们在候机大厅坐定，并帮他们换回了登机牌。当我返回，我看到他们坐在一群由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一身时尚打扮的城里人构成的旅客中间，脸上的孤寂和忧心忡忡异常分明，手中紧紧攥着的几个塑料袋显得无比悲怆。那个装了酸枣糕的袋子由于过于沉重提手不堪重负已经脱落。堂婶不得不把它紧紧抱在胸前。仿佛她抱着的是一个襁褓，襁褓里的孩子正在沉睡，对这个让堂叔堂婶惊慌失措的世界，丝毫不知。
……然后是堂叔堂婶通过安检。我看见他们在举着测探器的严肃的安检人员面前，慌乱地把身上的东西悉数掏出：临时借来的手机、钥匙扣、打火机、香烟、用橡皮圈细细捆绑了的一小卷钞票，甚至写着他们将抵达的小镇的地址和电话的纸条等等。他们把双手高高举起，由于毫无经验，其样子显得十分无助，仿佛是缴了械的俘虏。
而在几千里之外的四川省某个小镇，一场婚礼即将隆重举行。在那里，他们理所当然地将获得极高的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