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流露的爱
她曾无限风光的岁月
我一共有四个母亲:生母、养母、继母和岳母。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养母。母亲念过私塾,有点儿文化。在我小时候,她经常会给我说些历史故事。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风光无限的女人。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国民党的将级军官,深得阎锡山信任。
母亲虽然是姨太太,但前夫却对她宠爱无比,去哪都会把她带上。那个年代,人们连火车都很少坐,她却坐过飞机。在当地一提起她,没有人不知道,她像个明星一样被人关注。
当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母亲的风光日子也跟着结束了。阎锡山要带上她的前夫一起去台湾。当前夫跟她说一起去台湾时,母亲扭头说:“你去台湾吧,我留在这里。”前夫见劝不动她,也横下心说:“我也不走了,留下来,我们一起好好生活。”两个人就都留了下来,但她的前夫因被作为“战犯”抓起来了,判了20 年。被关进去的时候,母亲呆坐在家里哭了很多天,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他。
过了很久,在别人的介绍下,母亲认识了父亲。两个人的结合属于偶然,但要是没有这种巧合,我也不会被他们收养。能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我也不好说。因为我总结了自己的前半生,我甚至可以把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源到母亲的身上。要是没有当初她独特的爱和近乎残酷的教育方式,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和今天的蒙牛。
她总和别人的母亲不一样
我叫她“妈妈”,但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出生在呼和浩特远郊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生父任生产队的小队长。那时候用现金代公粮,生父作为小队长得带头交,可是又没钱。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把办法落在卖孩子上。我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他狠狠心,就把我卖了,价钱是50 元人民币。那时候的50 元不得了,一元钱相当于一块现大洋。城市每人每月有5 块钱生活费就够了,农村则只需3 元。
就这样,毫无血缘关系的我们成了至亲。
母亲不能生育,她一直都想有个孩子。我被抱回家后,父母都欣喜若狂。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备受溺爱。可自打我记事起,就没有尝过被宠的滋味。相反,母亲对我严厉得近乎苛刻。
那时总体生活水平都不高,一般家庭都是粗粮细粮混着吃。我去别人家玩,看见别人家的父母都是自己吃粗粮,把细粮留给孩子吃。而我们家却不是这样。每天三餐,两顿窝头,一顿馒头。父母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我很不解,委屈地说:“我刚去隔壁玩,他妈妈只吃窝头,不吃馒头呢。”母亲瞪了我一眼:“馒头要吃,窝头也要吃,家里一人一份的,该你吃的,不少你一勺,也不多你一碗。”唉,我心里暗自叹气:怎么摊上了这么个妈妈,一点都不宠孩子。
在别人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到了她眼里却是丝毫不能通融。她要是规定了我出去玩半个小时,我也同意了,那就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回家。即使晚回去了一两分钟,那也要挨打。
她打我前,还会问:“该不该受罚?”我说:“该!”马上就有劈头盖脸一顿打。挨打时,我心里恨透了这个女人:一点温情都没有,这么小的事情也这么苛刻计较!
惩罚归惩罚,等罚完了,该对我好的地方,她也不比别人家的差。其实我穿的吃的一点也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但这丝毫不能减轻我那时对她的“意见”,总认为她无情冷漠。
她这种冷酷的爱,是到了很多年以后我才领悟。也许这就是她独特的表达方式——大爱若恨。她不是不爱,而是期望我成为一个有原则、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所以不愿意溺爱。
我把两角钱送回去了
有一次,我跟她去逛街,买完东西后,我们拎着一堆东西往回走。走了大约一里地,我停下来歇了一会,母亲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天很热,母亲拿出钱来让我去买冰棍。忽然,“啊”了一声,她摊开钱说:“刚刚那个售货员多找了我两角钱。”我也“啊”了一声:“真的啊!那可以多给我买支冰棍了。”我伸过手去拿,母亲啪的一声打了我的手:“冰棍不少你的,你先把钱给人家送回去。”我只听过少找了钱跑回去问售货员要的,还没听过多找了钱主动还回去。我努嘴说:“才两毛钱而已,我们都走这么远了,我懒得回去了。”母亲也不逼我:“根根,你看,刚刚你去店里,那售货员阿姨对你多热情,还给你麻糖吃。可是,她多找了钱,我们要是不退回去,她就得赔钱。”我抢过母亲手里的钱,一溜烟地跑了回去。
当我把钱递到那个售货员手里时,她惊讶的程度不亚于欢喜,不停地说谢谢。
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吃亏是福,贪便宜是祸”是她常跟我说的。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对这句话有了很深的体会。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实实在在、堂堂正正地做人,总会赢得别人的敬重。
我所不知道的“地主”
母亲生前曾有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要想知道,打个颠倒。”上小学时,课本里常会出现地主和农民的故事。老师讲课时,无一例外地把地主描述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人,欺压农民,剥夺农民辛辛苦苦种来的粮食。听到那些故事,我心里恨透了地主,旧社会的农民原来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回到家,母亲给我温习功课时,我就把对地主的抱怨一股脑儿地跟母亲吐了出来。母亲摇摇头道:“根根,你认识地主吗?”“当然不认识。”“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地主全部都是这样的?”母亲反问我。
“书里就是这么写的,老师也是这么说的!”我理直气壮。
她说:“跟你先说个故事吧。我们村里有弟兄三个,老大是贫农,老二是地主,老三是雇农。”我有点惊讶,地主的兄弟怎么会是贫农和雇农呢!
她解释道:“你知道这个地主是怎么产生的吗?那三兄弟的父母临终前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三亩田地,一人一亩。三兄弟虽然是一家人,但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老大爱喝酒,后来就把地卖了买酒喝。老三喜欢赌博,钱输得快,地卖得更快。只有老二勤快,不打牌不喝酒不吸烟,勤勤恳恳地经营自己那一亩地,闲时还出去给别人干活。攒了些钱后又买了一亩,后来钱越多,他买的地就越多,到农忙的时候,一个人又干不了,就请人帮忙,于是开始雇短工了。冬天没活时,那些短工就离开了,可到了春天,再找从前那些短工,他们已经去别人家帮忙了。于是老二开始雇长工,把人长期留下来。到了土改时,把每个人的土地算一下,老大把地卖光成了贫农,老三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成了雇农,老二就是地主。这个地主就是这么来的,并不是书上讲的那样在家不干活,光指使别人干。他的财富在当时是合法获得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得来的。”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地主原来也有如此“正面”的形象,于是,我又追问:“那资本家呢?学校都说资本家比地主还恶毒。”母亲不紧不慢地说:“最早资本家也一样。一些小学徒脑子好使,加上勤奋好学,先是自己进城学点手艺,然后慢慢地自己开了个作坊,作坊越开越大,就创办了自己的工厂,那么他就是资本家了。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只要自己奋斗过,就可以像‘地主’或‘资本家’那样有钱,而且一个人好坏的关键不在于有钱没钱,而在于他的行为和品德。”“地主”或“资本家”从阶级的角度来看是个整体,但从每个“地主”、每个“资本家”的个体角度来看,他们的经历不都是一个样子,也有这样通过自己努力、勤劳致富的。她教导我:“每件事情你都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想,所谓‘要想知道,打个颠倒’,只有这样,你所看到的才会更客观、更全面。”
她让我了解到了更加真实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我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凡一件事情,我不会只有一种想法,而是会有两三种想法。光有一种想法,可能真可能假,只有“打个颠倒”才会真正知道。这些都让我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