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来自母亲的回应
母亲走了
杨爱芳是汕头人，她的店也开在汕头。电话是从湖北打来的，打电话的人有浓重的湖北口音。杨爱芳努力听了好久，只记住了一句话：“你母亲吴林秀被人杀害了。”
放下电话，杨爱芳呆坐在，电话旁，很长时间无法站起来。
很久以前，杨爱芳以为自己是恨母亲的。她7岁那年的一天，母亲忽然不见了。她哭着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找来找去，有大人告诉她：“你妈妈不要你了，她嫁到湖北过好日子去了。”此后30多年，杨爱芳再也没有见过母亲。有人问她：“你妈妈要是回来了你还认不认她?”她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妈妈!”
可是，2003年初，当满头白发的母亲突然出现在她的店门口时，已经40岁的杨爱芳，心里却交替着涌上来一阵又一阵委屈和温暖，她像个小女孩儿一样，搂住母亲，放声大哭。
直到这时，她才知道，流淌在血液里的亲情，可以超越一切。
吴林秀当年是因为与杨爱芳，父亲感情不和，才改嫁去了湖北松滋的。后来，松滋的丈夫去世，她又没再生育，希望能回汕头跟亲人生活。只是，在女儿家小住几日后，吴林秀了解了女儿的情况——丈夫因病去世，孩子周娟在读高中——不管女儿如何挽留，她还是觉得女儿生活不易，不愿再给她增加负担，执意回了松滋。
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杨爱芳会去湖北看望母亲一次。她原本打算，等女儿上完大学，她就将母亲接来，母女俩好好弥补那份中间空缺了30多年的亲情，谁知……
第二天，杨爱芳坐车赶到松滋。看着母亲生前住过的房间、用过的各种物品，嗅着屋子里母亲留下的尚未消散的气息，她的眼泪又流下来……
杀害吴林秀的凶手很快被捕了。凶手是吴林秀的邻居喻文松。喻文松家中很穷，妻子早年因难产去世，儿子喻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眼看儿子就要参加高考，喻文松却为儿子上大学的费用发起愁来，于是铤而走险潜入吴林秀家行窃，不想却被吴林秀撞见。在两人争吵撕扯的过程中，喻文松将吴林秀杀害了。
尽管喻文松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杨爱芳却没有丝毫快感。想到母亲生前的种种，她的心里就像有把刀在绞来绞去。
要是当初母亲执意回湖北时，自己更坚决地将母亲留下来，不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说不定母亲此刻正跟自己有说有笑呢!
突如其来的想法
2004年9月，杨爱芳又接到一个来自湖北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她湖北的堂兄陈松林。
陈松林说，就在前不久，喻文松的儿子喻璋收到了中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拿不出一分钱交学费，这事被媒体报道后，很多人出手相助。现在喻璋就要带着捐款去长沙报名了。
这个世道是怎么了?还有人捐助杀人犯的儿子!放下电话，杨爱芳的心理严重失衡了。
她从汕头赶到松滋，在汽车站成功截住正准备去长沙的喻璋。众目睽睽下，她抓着喻璋的衣襟，一边号啕大哭，一边要求他支付一直未支付的法院判决的3万元民事赔偿。
17岁的喻璋看起来斯文有礼。他很诚恳地说：“阿姨，我不是不赔，请您给我一点儿时间。我上学后会多打几份工，挣钱还您!”
只差一点儿，杨爱芳便脱口说出一个“好”字了。但转念一想，他是仇人的儿子，自己不应同情他!他明明得到了捐款，还装出一副没钱的样子……她用力抓着喻璋，说什么也不放手。最后，喻璋掏出7000块钱还给了她。
之后，每每想母亲想得难受时，杨爱芳就会态度恶劣地给喻璋打电话要钱。在她的催促下，喻璋也陆续打了几笔钱到她账上。在她看来，找喻璋要钱，要的不是钱，而是一种发泄、一种解脱。
冷静下来时，杨爱芳也会问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毕竟喻璋是个孩子，还在求学阶段，毕竟他跟自己一样，也是受害者……但每每想到这里，又会有另一个想法冒上来：不管怎么样，他是仇人的儿子!
2005年9月，杨爱芳收到了喻璋打到她卡上的最后一笔钱，还接到了他的电话。喻璋用近乎咆哮的声音说：“我们现在两清了，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你!”杨爱芳有点儿意外，其实自己更不想看到他。一直以来咆哮的人不是她吗?这次怎么变成他了?
两个月后的22日，是吴林秀被害两周年祭日。杨爱芳在堂兄的陪同下，去了母亲坟前祭拜。祭拜完毕，她随口跟堂兄问起喻璋的情况。陈松林满脸鄙夷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个没出息的东西，现在成了街头混混。活该!”杨爱芳觉得奇怪：“他不是得到了捐助，在中南大学念书吗?”陈松林说：“他没去念大学。我听说他当过泥瓦工，卖过保险。现在在赌场里干，还多次进出派出所。”
这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杨爱芳失眠了，眼前总是浮现出喻璋的样子。她不能将那个斯文有礼的喻璋和小混混喻璋联系起来。她忽然想到：仅仅一年时间，一个年少的孩子，是怎样还掉那两万多赔偿金的?这个问题让她手脚冰凉，睡意全消——喻璋这孩子的“没出息”，会不会跟自己有关?
孩子，对不起
第二天一大早，杨爱芳走进了喻璋家的院子。
她敲了好一阵门，屋里才传来拖沓的脚步声。门刚打开，一股刺鼻的酒气扑面而来。而睡眼惺忪、宿醉刚醒的喻璋看到她，脸色大变，分明写满愤怒与厌恶，“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虽然只有这么一个照面，杨爱芳还是明白了，事情多半跟自己想的一样。她默默坐在门外，等着喻璋出来。
直到上午11点多，一个叼着烟、打扮相当非主流的年轻人来敲门，喻璋才与他有说有笑地出去了，完全无视门外的她。
见他们走时虚掩着门，杨爱芳走进了喻璋家。这是一个破败、凌乱、邋遢的家。家里的摆设破破烂烂，桌椅上蒙满灰尘，用过的碗筷一片狼藉地丢在饭桌上，屋子里到处可见喝空的啤酒瓶和白酒瓶。
唯一醒目的，是一面墙壁上贴满了已经褪色、然而仍牢牢粘着的奖状。面对这些奖状，杨爱芳第一次试着去认真体会喻文松当初的心情——他已经没了妻子，与儿子相依为命。他的生活困苦，儿子优秀的学业极有可能因拿不出报名费而止步。
流淌在血液里的亲情，超越了其他一切——为了儿子，他决定铤而走险……
她还试着去认真体会这一年来喻璋的处境——他本失去了母亲，又失去了父亲，一下子从成绩优秀的学生变成了杀人犯的儿子；他的情况本就糟糕，好不容易得到好心人的捐助，自己又老缠着他，又哭又闹。让他偿还一个学生根本无力偿还的赔偿金……
她不忍再想下去。她恨喻文松，也想让喻璋因此受苦、受累、受点儿报应，但她从未想过要将喻璋推入深渊。
杨爱芳做了一个决定——她要将他从深渊里拉上来。
第二天上午，杨爱芳又敲开了喻璋的家门。喻璋不耐烦地说：“你来干什么?我不是把钱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