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把名利看得淡一点，就不容易受到打击，就不会为名利所累，就不辛苦。

人活着要有意义，人的一生很短。我记得聂耳、田汉的《毕业歌》里边说：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国家栋梁。保尔·柯察金的话是人生的最好总结：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一生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年轻的时候，他们的话感动了我，也激励了我的一生。

我不是没有名利思想，说完全没有名利思想，也是不实在的，一个人真正做到没有名利思想是很难的，但是不要把它放在第一位，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把名利看得淡一点，或者很淡，就不容易受到打击，就不会为名利所累，就不辛苦。如果把名利看得很重，就辛苦，为了名利去搞研究，你一遇到挫折就要泄气，就会有负担。出了名不完全是好事，“人怕出名猪怕壮”，人一出名后，自由度就越来越小。我喜欢自由自在的，可是现在就没有自由了。一出去，签名啊，照相啊，都来了。你不能翘尾巴，你还得要有礼貌，要谦虚，人家尊重你，甚至是崇拜你呀。媒体来了，也不敢得罪，但说句实在话，这些事太多了，很有点烦人。

上世纪90年代，湖南省曾三次推荐我参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可我三次都落选了。当时有人说我落选比人家当选更引起轰动，也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但我认为没当成院士没什么委屈的。我搞杂交水稻研究不是为了当院士，没评上院士说明我的水平不够，应该努力学习；但学习的目的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而不是为了当院士。

有一位普通农民，年轻时对饥饿有切肤之痛，后因种植杂交水稻而一举改变了缺粮的状况，为了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他写了一封信请求我给他提供几张不同角度的全身照片，说要给我塑一尊汉白玉雕像。尽管我再三拒绝，但那位朴实的农民还是为我塑了一尊像。有人问我见过那个雕像吗，我笑道：“我不好意思去看。”

至于荣誉，我认为它不是炫耀的资本，也不意味着“到此为止”，那只是一种鼓励，鼓励你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我最贵的西装是在北京领首届最高科技奖前，抽空逛商场时买的打折货。

世界上我跑过好多地方、好多大城市，从来没有心动过。高楼大厦有压抑感，一天到晚都是金钱的世界，没有什么意思。我对钱是这样看的：钱是要有的，要生活，要生存，没有钱是不能生存的。但钱的来路要正，不能贪污受贿，不搞什么乱七八糟的。另外，有钱是要用的，有钱不用等于没有钱。但是用呢，该用的用，不挥霍不浪费，也不小气不吝啬。钱够平常开销，再小有积蓄就行了。还拿那么多钱存着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有个权威的评估机构评估说我的身价是一千零八个亿，要那么多钱做什么？那是个大包袱。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很好，我不愁生活，工资足够用，房子也不错。要吃要穿都够，吃多了还会得肥胖症。衣服对我来说感觉都一样，高档的不会说穿上就舒服些。我也从来不喜欢讲究名牌，也不认识名牌。我最贵的西装是在北京领首届最高科技奖前，抽空逛了回商场，买了打折到七八百块钱一套的西装，还是周围同事捣鼓了半天才买的。

我不愿当官，“隆平高科”让我兼董事长，我嫌麻烦，不当。我不是做生意的人，又不懂经济，对股票也不感兴趣。我平生最大的兴趣在于杂交水稻研究，我不干行政职务就是为了潜心科研。搞农业是我的职业，离开了农田我就无所事事，那才麻烦了。有些人退休之后就有失落感，如果我不能下田了，我就会有失落感，那我做什么呢？我现在还下田。过去走路，后来骑自行车，再后来骑摩托车，现在提高了，我可以开着小汽车下田了。

只要有追求，有理想，有希望在吸引着你，你就不会觉得苦。

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愿意做农业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为农业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行当。其实，我们的现代农业早就发展到了分子水平时代，是现代高科技水平的一部分。现在，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如美国农业学院的奖学金就是高校中最高的，而商学院却没有奖学金。

学农有学农的乐趣嘞，我就是乐在苦中啊！只要有追求，有理想，有希望在吸引着你，你就不会觉得苦！我们搞水稻，要在水田里呆，还要在太阳下晒，工作是辛苦点。原来在六七十年代生活很苦，吃不饱，但我觉得乐在苦中，因为有希望、有信念在支撑着。因为我认为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国家、对百姓都是大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