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一的故事
一定要平分
1947年，在四川盆地的周边的一个山区农村里有一家姓熊的农家，熊老头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熊威有四十岁了，生有三儿两女。小儿子熊武才二十一岁，刚结婚。
熊老头一家人勤劳朴实，省吃俭用，家庭和睦，有点结余就存起来买田置地，当时他家田地一起算起来就有二十来亩，在当地的农村里这样的殷实人家是不多的。
可是，好境不长，小儿子刚结婚一年，儿媳妇就吵闹着要分家，不然就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不明摆着的嘛，在这个大家庭里是熊老头在掌权，老大那边就有七个人吃饭，小儿子这边呢就只有两个人，并且是两个劳动力，每到年底又不会因为你多出了劳动力而多分得点什么，心态怎么能平衡。
熊老头看到小儿媳妇这样每天吵闹，也不利于今后的发展，拿到也没有办法。心想分就分嘛，家和万事兴，分家只是迟早的事，分开了各自去操各自的心，我也少操一点心。分了求个太平日子。
但是怎么分法又是一个大难题。熊老头说，要分家可以，我认为应该把现有的土地，房产都拿来按人口分，老人健在还能劳动，还得各自分一份嘛，都分给儿孙们去了，我们今后的生活咋办呢，所以一人一份。老大这边的人口多，除了大人参加劳动以外，还有两个大的孙子也参加劳动，所以老大这么多年来为这个家的发展出力最多。这种分法大儿子熊威当然没有意见。可小儿媳妇根本就不同意，按这种分法，这样大一个家业她才只能分到十一分之二。她能甘心吗？小儿媳妇坚决要求现有的家产田地都要两弟兄平分，理由是，这种分法自古有之，这是人间常理。大儿子说，都拿来平分了，父母吃什么？小儿媳妇说，老两口吃转转饭，一边一年。熊老头和熊威一家忍气吞声，这个大家就这样二一添着五给分了。
分家后，小儿子熊武这边分了约十亩土地，不久老婆生了个女儿，里里外外工作很多，因劳动力不足，把一部份土地租给别的农民去种，每年收租，另外家里每年都要请长工。1949年底四川解放，1950年首先是重整户籍，老两口又轮到在大儿子熊威这边吃饭。老两口的户籍自然落实在老大这一边。然后跟着就是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老大这一边人口多，人均土地少，被评为中农，而小儿子熊武这边人口少，人均土地多，并且还收地租请长工，被评为地主。
解放后的农村阶级政策，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改造和限制地主富农。地主富农被列为专政和改造的对象，除了土地财产被没收一部份以外，还经常挨批斗，经常罚做义务工。熊武的老婆实在是想不通，这一哭二闹三上吊闹分家，结果争来个地主受活罪，她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生活，长期忧郁寡欢，盼望这种日子何时能到头哟。1964年前后，全国农村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乡镇都住进了社教工作队，又掀起了一次阶级斗争的新高潮，在社教工作人员的支持下，部份社员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违法乱纪，把他家仅有的一点口粮给没收去了。熊武的老婆，悲愤交加，走投无路，一气之下上吊自杀了。留下一儿一女，此时她的小儿子熊和平才9岁，老婆的死在熊和平的心中种下了深深的阶级仇恨。
一句话坏了事
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祖国处处一遍新气象，过去被批斗管制了20多年的地富反坏右也摘掉了帽子，享受宪法给予的公民权利，不再是敌我矛盾了，而是和各阶层的人民和睦相处，共同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
熊和平所在的这个乡的乡政府，有三个办事员退休了，为了工作的需要，要在全乡中招聘三个知识青年参加乡政府的工作。当时报名的人就有十几个，通过文化考试，最后择优预选出五个。熊和平虽然在读书期间也受到文革的影响，但由于自己刻苦努力，文化基础较好，这次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在预选上的五名之内。下一步就是由乡党委书记分别找这五个人谈话，算是一次简单的政审吧。
熊和平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受阶级斗争和文革环境的影响，没有考上大学，你就是成绩再好，人家大学里也不要你嘛。已在家务农好几年了，这一次乡政府招工自然是一个走向社会发展的好机会。乡党委书记找他谈话时，问他如果录取了你，今后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有什么理想和抱负。开始大家互相谈论很是融洽。最后熊和平谈到激情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后我要把那些过去整过我们的人一个一个的给他们算。”乡党委书记当时就很愕然，并给他指出这种思想的错误所在，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最后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回去等通知吧!”
十天以后，被录取的三个人都去上班了，他还在家里等通知。这是为什么，自己怎么也相不通。只好还是在家种地了，再往后神经就有点失常，有时说点话来颠三倒四，行为举止是疯疯癫癫的。过去是家庭成分不好，找老婆难，现在摘去帽子了你又疯癫，谁家的姑娘愿嫁给你呢，这不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有找到对象。
一次地震
时间如流水，转眼间就到了1998年。某一天晚上，熊和平的家乡突然发生了一次地震，地面建筑物破坏严重，乡政府的砖木结构的豆腐渣楼房全部倒塌，人员伤亡惨重，那招聘到乡政府里去工作的三个人也全都遇难。
熊和平家很穷，住的是乡村农家木结构的小青瓦平房，在剧烈的震动下，房子虽然没有完全倒，但是大量的小青瓦被抖落下来，熊和平头上被瓦片打了一个洞，当时是鲜血直流，经医生检查后说，虽然受了重伤但对生命并无大碍，经及时治疗后很快就好了。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哟。
地震以后，政府组织省内外各方面的人员都来积极支援和参加这里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搞得热火朝天。灾区人民受到及时的关怀、抢救和照顾。灾后居民住房，由村里统一规划，熊和平家震坏了的小青瓦房已被拆除，重新修成漂亮的楼房，门前通往外地的弯弯拐拐的又窄又烂的泥巴路全部修成了比较宽闊的能通小汽车的水泥路。每家每户发放了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救济金，活着的人震后得到政府和各方面的关怀和照顾。熊和平家住上了新房子，还添置了一辆摩托车。所有这些熊和平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真正体会到了社会的进步和这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这次地震以后，通往县城的道路也修好了，他经常利用摩托车把山里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送到城里去卖，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熊和平的疯疯癫癫的毛病一下子就没有了，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生活过得自由自在、有滋有味的，别看他四十多岁了，他还找上了老婆，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一辆150摩托车
熊和平灾后买了一辆150摩托车。那些年代，有一辆摩托车那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熊和平骑上这样一辆摩托车真是神气得很。
村口是个交通要道，在大道两边居民比较集中，照理说，来去的车辆一是应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二是尽量不要扰民，把声音放低点，不要轰油门，不要使用高音喇叭。熊和平哪管这些，每次经过这个地方不但不减速，还使劲轰油门，只要听到“旺――旺旺、旺－旺－”的声音，人们就要伸出头来往外看一看这是什么人来啦。日子久了，只要一听到这种声音，就知道是熊和平来了，在路上的人得赶快躲开。有的人就说：有辆摩托车有什么显摆的，人家有小汽车的人也没有像他这样。还有的人说：有啥子得意忘形呢，有辆摩托车有什么了不起的，闫王爷在向他招手呢等等。
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邀请他到镇上一家餐馆去吃晚饭。熊和平下午跑生意回来，天也快黑了，朋友还在镇上等他吃饭。从村里到镇上大约有十里路。骑摩托车不过是几分钟的路程，他和他的老婆急怱怱地骑上摩托车就赶到镇上去。可是他的朋友在镇上等他，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还是不见人来。打电话也没人接听。他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他的朋友骑车到村上去找他，在半路上看到了一场惨不忍睹的车祸现场。公路边停着一辆大卡车，公路上堵满了看热闹的人，他拨开人群往里看，一辆摩托车倒在这辆大卡车的屁股下面，一男一女倒在大卡车后面的一摊血泊中，男的头都撞烂了，脑髓流了出来，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要不是熊和平的朋友到来，谁还能认得出死者是谁呢。
围观的人们议论纷纷，有同情的、有可怜的、也有遣责他的，谁叫他睁着眼睛往上撞啊，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嘛。
有一个人说：“出事时我在公路那边，听到砰的一声，我转头一看，遭了，两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钻到汽车的屁股下面去了，骑车人的头噹一下就撞在车屁股上，一下子就向后倒在地上，两个人挣扎了几下，就没动了，脑浆子都流出来了，好惨哟，……人家的汽车又没有动，早就停在路边上的，你骑车咋个不看世相哟……”
呜呼，天灾人祸不可免。但是，一个人的命运常常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哟。